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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购中理解权力与人 | 随机波动089

云录制的 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 2022-05-10

photo credit: Greg Girard


本期节目的三位嘉宾身在上海,其中被封控最久的伊人从3月11日开始就被禁足在家。从某种程度上,她们所在的社区反映了上海几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及其迥异的权责状况,这其中既涉及社区规模的大与小,也涉及一个社区的历史、产权变迁,以及居委会、物业与居民的权力关系。在上海次轮封控中,她们在社区里有着不同的角色。有社区营造经验的西瓜成为了团长,承担着本小区和临近小区的团购和资源调配工作;曾经在定海桥居住和参与社区实践的伊人则在新住所——一个五千人的大型小区——担任社区团购志愿者,见证着社区权力的戏剧性演变,“像在观察一个小型社会”;而常年在国外读书和工作的思齐则是通过此次防控逐渐开始了解自己所在社区的权力运作模式,也开始在社区的尺度上思考自我的角色,思考常态和非常态中的社区营造分别意味着什么。


在这种非常态的、突发的紧急状态中,不同社区的应对模式及其带来的优缺点都暴露无遗。在这个时刻重新思考社区的意义,思考我们与社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当务之急,甚至变成了一种关乎挨饿与否、关乎生死存亡的迫切要求。我们关注紧急状态中社区呈现出的应对力不足,也关注它生长出的创造力和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关注当这种紧急状态解除后,这些自治的实践、协商的尝试、达成民主所花费的努力,会通向何方——是会迅速消失,还是会保留下来成为一种新的“基础设施”?没人知道答案。



本期嘉宾

屠思齐,浦西热心市民

西瓜,大鱼营造成员

赵伊人,浦东普通市民

        

🏘

社区基本情况


屠思齐:📍坐标浦西,静安区

老闸北区的老小区,上海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周围小区的居民构成和房屋产权都比较复杂,老龄化程度高。小区体量小,需要和周边小区一起拉群才能完成团购。

 

我住在浦西,在以前的老闸北区,现在属于静安区,是一个产权和房子的形式都比较特别的一块区域。我们家是这里最早的一批商品房,我们在这里住了快20年了,这个小区也很小,就是两幢房子围出来的一个小区。

 

我们家对面有一个人才公寓,是一个老单位改建的,也是很早的一批人才公寓。人才公寓附近就是所谓的“老公房”,上海的老公房就是最早由政府、国企、事业单位合建的,所以产权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后来才被居民买下来的产权房。

 

总体来说我们这一片老龄化程度都比较高,属于“老旧小区”,我家窗户看出去正好是一块旧改地块,全部拆光了,现在是一片废墟。它曾经是所谓的“二级旧里”,也就是棚户区,以前要用公共厕所的。因为这边的小区体量都比较小,所以需要把原来没有关系的各种小区或者公房的居民一起拉群才能够完成团购。

 

虽然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但我其实不认识任何邻居。我觉得很多上海居民心态上发生过一个转变——之前我们住在新村里,楼上楼下所有邻居都认识;商品房出现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新的居住形态,它的好处就是人和人之间有很强的边界感。我们一家人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就是搬进了现在的社区,从来没有想要去认识身边的邻居,更多是觉得可以关起家门过自己的日子。

 

西瓜:📍坐标浦西,长宁区

长宁区的老小区,体量小,氛围好,有社区营造基础。

 

我住在浦西长宁区的新华街道,是一个一直由大鱼营造负责街区营造的社区,所以我本身对附近街区的情况就比较了解。

 

我住的小区属于新华街道的一个老社区,这个社区体量非常小,只有4栋楼,加起来有100户左右的居民。小区里没有什么公共空间,楼以外的区域就是空地。在疫情这种情况下,我接触下来觉得我们小区是一个氛围很好的社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

 

赵伊人:📍坐标浦东内环

2000年的回迁房,体量超大,有5000多居民,人员构成包括回迁的本地老人及其子女、在附近上班的白领和外国人。

 

我去年年底刚搬家,对这个社区一开始不是特别熟悉,当然通过封控熟悉了很多。我以前在定海桥老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住了很多年,它完全是开放路网的,现在封闭小区的形态与之很不一样,我适应了挺久。

 

我的小区在浦东内环,著名的世纪公园边上,同一个街道有那种非常顶尖的富裕的小区,但是我们小区是2000年建的拆迁房,是浦东本地人回迁的房子。它的尺度非常罕见,有150多栋楼,5000多居民,属于管理上非常有挑战的一个尺度。人员构成基本是本地的老人和他们的子女,因为离陆家嘴、世纪大道这些集中的办公区都很近,所以还有很多各种层次的白领,也有一些外国人。

 

另外,我们是浦东封得很早的一批小区,从3月11号开始封控,现在已经7周了。


🛒

关于团购


西瓜:团购组织模式不断迭代,民间力量被激发

 

浦西4月1号开始封控,大家都囤了4天的物资,到5号就开始出现没有食物的情况了,解封也遥遥无期,大家于是开始拉群。

 

我和在新华街道街坊群里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尝试了各种方法找到我们附近的人。一个使用微信、抖音上“附近的人”的功能,另一个就是在微博上发定位,通过人拉人的方式,慢慢地组建了一个群。群建好了之后,就开始有人有需求了,有人说菜没了,或者米要没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找一些团购的资源,很自然地就做起来了。

 

我找的资源大部分来自于附近的社区商铺。一个是比较放心,老板起码不会拿着钱跑了;第二个是送货比较快,因为最早团购的时候运力实在是不足,团购的东西基本上要等到三天之后才能拿到。

 

最开始有的居委会对团购没有那么放心,因为没有人为这个事情担责任。居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它的作用是支持居民去自主管理,只是在我们目前的社区发展阶段,社区还并没有自主管理的能力。除了居委,团购也涉及到物业,物业作为一个不属于居委会所管理的组织——它是由业委会管理的——它也可以不准快递堆放在小区门口,或者不让人聚集。所以,最初各方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和协作机制。但是团购又必须要进行,因为如果不团购,压力就都会转移到居委头上,就需要居委发物资。

 

所以我们社区的居委会支持团长去做好团购的工作,同时保证团购是有序的,团购的资源也是有资质或者合理的。前期团购的人比较少,居委也帮忙联系了更多人,扩大了社区团购的基数。同时居委也会找来一些比较好的资源,比如街区范围内的一些店家、街道提供的保供名单。居委会把这些资源提供给团长,团长自己判断是否要团。

 

我们小区整个团购群也就100多人,每次团购的东西也就几十份,我们团购的组织架构是团长-排长-志愿者——团长是第一级的,团长下面每栋楼会有一个排长,排长负责这一排楼的收钱和货物分发,此外每栋楼还有1-2个志愿者。

 

团购所使用的工具也在不断地迭代。最开始我们用群接龙,大家要什么就接什么,后来发现,一个是同时段团购的物品会非常多,容易搞混;另一个是后续的管理和收钱都很不好操作。于是慢慢从群接龙变成了表格,我的Excel技巧最近也突飞猛进。

 

其实,团购的收钱、对账还有出货都算是比较基础的,如果遇到对货品质量不满意要退单的,或者是单有缺漏要去退款的,就会比较麻烦。有时候好不容易成团了,钱也收齐了,对方说没货了,这个时候要一一去退款,这些工作都非常琐碎。

 

最后我们又在社区里找到了有30年经验的老财务,我们这种几十单的账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们通过一个共享表格“上架”货品,跟李佳琦做直播一样,跟邻居们说我们上架了,大家快去下单。下单之后排长会去收钱,把钱汇总给财务,财务上岗的第二天就给我们设计了一个表格,很高级,只用输入各种单价还有总数,它就会自动用公式算出来。如果中途遇到有人要退款或者补差价的,那个公式也可以一算就算出来。我们之前团购了一些粮油调料,有200块钱的运费要大家一起承担,之前我们的做法就是平摊,财务来了之后,就改成按照每个人买的件数来计算运费,每家给的运费都不一样,很厉害。

 

我们的组织模式不断地完善,现在已经团到40多单了,其实在后期我已经没怎么实际参与了,大家依照着这个系统就可以很好地运转起来。我们给自己团完了之后,也给社区里的老人众筹了一些吃的,每个楼的排长手里都掌握着孤老或是不会做饭的老人的信息,会定期去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团购数量变多的时候,出现了防护服还有很多其他物资跟不上的情况,于是我们就在4月十几号的时候组织了一次筹款。一开始我们非常担心凑不到这么多钱——物资总共需要6000多块钱——当时想的是,如果凑不到这么多钱,我们志愿者就把剩下的钱补上。

 

这次筹款也是跟团购商品一样,分为50、100、200三个价位上架,让各家去认领,让我们很意外的是,那天我们7:00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大概在7:30的时候,就筹到了1万出头的费用。并且大家都选的200,甚至是200×3、200x5这样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整个团队的使命感都被激发了,拿到防护物资的志愿者会在团购的物资到了之后第一时间下来分发,并且每天都会给自己的楼道做消杀。


思齐:居委能力不足,但又有一定的垄断性

 

我是团购的间接参与者。回国之后我跟爸妈住在一起,团购通常是我妈在直接参与。我们家买菜的方式其实跟我们这个社区的大部分居民不一样,她本来就是一个大宗商品爱好者,买菜经常5斤起,而且她不是特别喜欢去菜场,但是我们社区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每天去菜场买菜的这种很典型的上海叔叔阿姨们,所以他们对价格都是很敏感的。所以团购开始之后,成团的都是比较价廉物美的东西。一些刚需物品比如米面蔬菜之类,大家都囤得比较充足,所以我们社区团购的需求出现得相对比较晚。我们的团后来还是通过居委拉起来的,每一栋楼有一个团,后来从超市买菜什么都是以楼栋为单位去做的。

 

我们这边的居民对于居委和物业的期待都是很高的,然而居委和物业的工作水平又都是有限的。所以很多时候居民都在表达不满,但并没有形成像西瓜他们那样一个核心的志愿者团队,甚至连志愿者都是有一定的官方性质的。我猜测志愿者也是居委选派的,并不是说居民只要报名就可以成为志愿者。

 

居委一方面因为能力不足而十分隐形,他们的确人手不够,而且他们最首要的任务是跟防疫有关的,比如抓核酸、发抗疫大礼包、联系转运、跟疾控对接之类的,其实没有余力去解决更进一步的民生问题。但另一方面好像居委是有一定垄断性的,我们的团购都要向居委报备。当有一些东西不是刚需的时候,可能要把冰淇淋写成固体牛奶才能得到居委的批准。居委是有一定的保供渠道的,可是居委并没有能力从这些保供渠道获取物资,基本上没有发过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可以把这个渠道给到小区居民,让居民通过这个渠道购买蔬菜、牛奶之类的必需品。所以,我们小区的团购是从官方渠道去获取物资的。

 

我们小区从4月1号到二十几号一直都是全阴性,但因为我们在静安区,即使是防范区也哪都不能去,直到10多天没有测核酸之后,突然每栋楼都出现了阳性,解封又变得遥遥无期。而且现在我们是被不知道哪里来的“大白”接管了,有一些楼栋也出现了硬隔离。这些“大白”不是志愿者,没有人认识他们,或许是疾控中心或者其他部门雇佣的临时工。他们一方面要承担一些符号性的暴力活动,一方面也要做一些搬运物资之类的工作,我们整个社区现在充满了巨大的不信任和不安感。

 

伊人:封控七周,买菜经历三个阶段,drama不断

 

我在社区团购里的角色主要是参与和观察,同时我也会帮很多团长的忙,也想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小区封得很早,大家买菜的方式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团购是后面的阶段才出现的。

 

3月11号只有零星一些小区封了,所以大家在各大买菜平台下单时快递还是挺通畅的,当时也没有关于快递消杀的讨论,大家觉得可能关两周就放出来了,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到3月底的时候,浦西也要封了,各种管控都开始严起来了。我们这边有几个不同平台的站点,有的站点还会时不时关几天。我们开始觉得买菜的多元性慢慢在丧失,这个时候我听说少数一些邻居会去团购,但是是一些比较高端的团购,比如买盐焗鸡什么的,没有听说过团购蔬菜之类的必需品。这是第二阶段,就是大家开始有点慌,知道有人在团购,但参与的人不多,社区的人后来会用“无序”两个字来形容这个阶段,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生长的状态。

 

后来浦西也正式开始封控,在全上海的物流都开始停滞的时候,大家发现叮咚、美团什么的居然都没有了,只有团购了。这个时候小区里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才开始参与组织团购,这就是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里有很多drama,我先讲一个故事。4月初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居民开始渐渐发现自己去团新鲜的蔬菜很困难,小区里会有人团,但你不一定跟得上,或者它的数量很少。当时快递和外卖管控得都非常严,大家经历了一段非常匮乏的时期,一直在向居委会和志愿者抱怨没有菜。志愿者的团队有一个“总联系人”帮忙联络了一个供应商,但是领完保供菜大家都炸锅了,有好多烂的,莴笋一整根都烂成了水。因为我和我室友都早早就注册了志愿者,所以见证了整个过程。大家就去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drama就开始了。这个“总联系人”一直说,你们志愿者就应该去帮忙安抚居民,帮忙道歉。我们说,你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也没有解释,我们怎么去跟居民说,我们也是居民,我们也买到了烂菜。其他的志愿者也特别气愤,一直在质疑他,最后他就直接把我们踢出了志愿者群。

 

我们当时还有点自我怀疑,觉得是不是我们说得太过了,毕竟人家也做了很多事。后来发现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作风,一言不合就把志愿者踢出群,非常“一言堂”。虽然被踢出了群,但是后来其他志愿者告诉我们,抗争是有用的,钱虽然不能退掉,但至少大家可以换新的菜。我们小区里还有一位的老媒体人,把这件事发了微博,标题就是“上海疫情保供菜尽是腐烂菜”,得到了很多关注。

 

后来团购需求疯涨,大家觉得非常混乱,好多人在门口聚集,就自下而上地觉得,我们要把团购管起来了,于是这位媒体人就开始做团长管理的工作,结果他的作风跟之前那个“总联络人”一模一样,大家质疑什么可以团什么不可以团,他全部“一言堂”,提出反对意见就把你踢出群。当时他发布了一个没有敲章的通知,其中有一句话是:“团购的定义为一般物品(肉、蛋、奶、菜),起购份数必须在50份以上。另外就是紧俏特殊商品(比如男士用的香烟、女士用的卫生巾以及儿童用的一些特殊商品),则不限制起购份数。”

 

大家看完都炸锅了,炸锅的有两个点:一个是凭什么香烟是必需品,而且不限制起购份数;另外一个是我们少数人提出来的,针对的是他使用的这种特别性别化的说法,什么“男士用的香烟,女士用的卫生巾”。

 

经过一番争取,后来这个“通知”基本作废,我们小区团购的品类不再有限制,但是要统一跟居委报备,然后在指定的门卸货,卸货以后要拼命喷次氯酸钠——我记得其他小区出现过卫生巾里面充满了次氯酸钠水,根本就用不了。


🔐

关于社区自治


规模与基础:如何做好社区自治?


西瓜:有经过社区营造的社区或者街区,在本次的疫情中的表现有什么不同?之前我跟同事也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在大家都在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发愁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自治或自救的能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有没有参与过社区营造,你都知道自己需要吃东西,需要活下去,所以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去团购,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发声。

 

之前有做过营造工作的社区的一个好处在于,可以比较快速地联络到周边的资源,整个街区范围有一个团长群,团长也不是孤岛,我们可以跟周边社区的团一起来打配合,比如你们差20单,我们可以来凑。同时我在帮供应商做很多事情,比如我就曾经给一个供应商做了一个报价表,然后把它发到了新华街道各个团长的群里面。

 

我前几天听一档播客,华师大历史系的教授许纪霖老师讲社区自治,他最后总结了几点。一个是社区里是否有精英愿意站出来去组织这件事,为大家提供公共的产品或者服务。有社区营造基础的社区会有更多社区精英,我认识的朋友包括我的同事都在自己的小区当团长,大家不约而同地就成为了这样的角色。

 

第二点就是这些社区精英是否能够有组织、有效率地去做这个工作,把前期非常混乱和紧张的状态慢慢地转变为系统性的工作。我们大鱼营造也在支持其他跟我们合作过的街道,帮助他们去梳理一些系统。

 

比如我们在新华街道发起了一个爱心车队,这个车队由防范区一些有车的居民组成,大家有去医院配药或者急诊看病需求的时候,车队可以提供帮助。我们为此搭建了一个平台,设计了一定的流程。这个流程设计好之后可以减轻救护车挤兑的压力,让有就医需要的人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许老师说到的第三点,就是站出来的这群精英能否跟政府形成良好的对话,是否可以把居民的诉求通过有效的方式反映给行政的力量,争取社区的利益,这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我发现,在没有社区营造基础或者说是没有社区自治基础的社区里,团长和志愿者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跟居委会沟通。时间长了之后就会觉得彼此在消耗,志愿者会觉得很委屈,我明明在为社区做事,为什么居委会不支持我,反而还要监管我、制裁我。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居委会是干什么的、街道是干什么的,他们各自的职能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对社区基层自治有一定的了解,知道该怎么去跟居委会沟通。比如对我来说,我不需要居委会给我提供人力或者物资上的支持,我需要他给我准确的信息,包括我们社区目前的确诊情况、如果要配药该怎么做、如果要就医该怎么做。他告诉我这些信息,我可以来解决后面的问题。一旦跟他们建立了信任关系,他们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或是遇到的一些无奈,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觉得对于有过社区营造经验的社区来讲,做到以上三点会更加容易一些。但是普遍来讲,我国的社区自治都还处于一个非常初期的阶段。即便是新华街道这样自治做得比较好的社区,在这种手忙脚乱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关于小区规模对于自治难度的影响,我也挺无解的,因为我们周边的小区都属于体量比较小的。但我们在之前一期节目中聊到的闲下来社区就是一个万人小区,光是去分发大家的团购物资,就需要每天有十五六个志愿者轮班。而且人多了之后会出现各种需求,相应也就会出现各种矛盾。比如团长和志愿者之间也会有矛盾,因为有的团长是有提成的——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提成不是从居民身上提,而是从供应商那边提。但一旦有了提成,团长肯定就会去刺激大家消费,志愿者就要付出更多无偿劳动,就产生了一些不平衡。

 

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就是党员。因为党员需要响应党的号召,去支援自己的社区,三个党员就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所以有的社区就是以党员、党建引领团购的模式去进行的,具体做得怎么样我不是很了解。

 

伊人:在治理结构方面,我们居委会只管我们一个小区,因为这个小区非常大。我在跟居委书记聊天的时候发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身边的同事,都不是本地、本小区出来的。物业是有的,但是存在感非常低,因为我们是回迁房小区,物业费很低,物业除了运送垃圾,基本上也做不了什么。另外,我们小区也是没有业委会的。

 

我们小区的一个团长提出,想给小区里的老人做点关爱的工作,后来就出现了一个西瓜讲的那种“社区精英”,他告诉我们要先去跟居委书记沟通,得到背书,不然做好事的过程中万一出事了或者感染了,会很麻烦。

 

他很懂如何跟政府沟通,就一步一步指导大家怎么去做。比如跟居委书记讲,我们可以出一些宣发,让大家知道我们这边有这样做好事的团队,也是受到居委书记的支持的。另外我们的志愿者也要合法化,可以在上海志愿者网络上注册,它会登记志愿服务的时长。第三点就是我们可以设计出一套系统,并且不断维护和完善它,如果将来我们搬离这个小区或者回乡了,这个系统也还可以继续运行,我们会交还给居委。

 

经过一系列的沟通之后,居委书记就特别开心,跟我们讲了好多小区的历史,包括小区的治理结构,还吐槽一下物业,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就建立了良好的对话。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居委做什么,只需要他知道我们是ok的,是会跟你沟通的,就可以了。


服务VS管理:可操作的民主任重道远

 

西瓜:志愿者团队不能忘记了服务居民的初衷,不能站在一个管理者角度去跟社区的居民相处。一旦涉及到管理,社区里面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矛盾自然就会出来。以我们小区为例,我们的管理方式和制度,其实团长和志愿者自己是知道的,但我们呈现在居民前的角色就是志愿者。如果我们自称是“xx社区志愿者委员会”,就又变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社区自治最终发展到专业化的阶段,的确是要去形成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个自组织,零散的个人其实很难让社区持续地营造下去,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很和谐的志愿者团队在疫情之后可能就会散去,很多居民甚至还会流动走。

 

要实现高度自治,需要不断地去训练。在平日里,在非极端状况下,大家也要去参与社区营造,目的是追求更加和谐美好的社区环境,能够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社交需求。疫情之后,还有没有人愿意继续来做这些事情,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大家参与,是因为与自身有关,当我们退回到各自的日常生活中去,大家又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去为社区服务的人,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适野:好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去想象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沟通方式,比如刚刚西瓜讲到的,你是要用一种服务的姿态去与你社区里的人沟通,还是用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式的姿态,我觉得很多人会选择后者,是因为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过前者。我们从小在生活中,包括政治实践中都没有这种民主协商的经验,所以,当这些人成为志愿者,即便他们想为社区做一点事情,还是会路径依赖地选择一种自己熟悉的方式,这种熟悉的方式可能是他在工作和亲密关系中习得的。怎么去改变这种方式,或者说能不能想象一种新的沟通方式,是一件挺任重道远的事情。

 

西瓜:因为民主必定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工作,可能会把一件事情变得更加不可控,所以才会有人选择传统的管理的模式——我先决定好这个事情,再通过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逻辑来执行,这也是目前主流的决策方式。我们在做社区营造的时候,一直在想去探讨一种更加民主,更加有参与感,更加能够实现自治的一种路径,但其实这非常困难,类似的实践也太少。就算有,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会让组织者承受很大的压力,导致一些人没办法持续做下去。这种“可操作的民主”,我认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探索。


市场VS附近:常态与非常态下的生活与消费选择

 

思齐:我一方面特别认同刚刚适野说的,大家都没有协商的经验,路径依赖很严重,一方面是志愿者没有办法挺身而出,因为人家不认可你,另一方面根据我对这里居民的观察,大家是期待有人来领导你的,大家都在不断指责居委为什么不能做这个、为什么不能做那个。

 

在非常态的情况下,大家心中是有一些无名火没地方发的,这个无名火没有办法消解。所以我会觉得常态下跟非常态下的社区营造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组织形式上也是有区别的。非常态下产生的这些需求,对于居委会也好,对于一些社区自治组织也好,原本是不存在的,它们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新的需求,从另一个角度讲,没有办法满足这些需求也是正常的。但它不是一个我们时刻准备着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会比较困难。

 

之琪:在非常态的情况下,家长式的权威也会有更大的空间去生长,大家的服从度也有可能会更高。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之下,越是在这种紧急状态下,那种牺牲小我为大家的意识、以服从为前提的观念,越是会压倒很多很基础的生理性的需求,尤其是在年纪比较大的居民身上,可能更明显。比如说如果我家所在的城市也遇到这样规模的封控,我可能第一个担心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不会因为这样一种观念而失去很多求生的机会。

 

伊人:我觉得社区营造的工作,包括大家提倡的对于“附近性”的关注,可能会走向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西瓜她们做的事情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对附近的关注可能成为犬儒的理由,大家会觉得只要关注附近就好了,不需要去挑战那些权威。

 

思齐:对,这就涉及到我个人对“附近性”的理解。我们当然要去建造周边更好的社区,但我会觉得大家不要因为经历了非正常的状态,就忘记了一个好好运转的城市是不需要依靠附近来生活的。一个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它有基本的基础设施可以让你不依靠附近也能够自给自足,比如我只想做一个社畜,躲起来谁都不认识,也还是可以满足我所有的需求。能够保持一定的匿名性,本来就是大城市的特性之一,我们要记得自己是可以有选择的。

 

西瓜:我最开始我接触社区营造的时候,也在思考社区营造的目的是什么,它能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其实在我近两年的工作当中,我会发现好像一些居民对社区营造没有需求,他并不想与周围的人建立关系。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当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社区营造可以发挥更强的作用,但当时大家会觉得灾难是很罕见的,但是接下来的两年里,灾难甚至成为了一种常态,大家要时刻以社区为单位去应对。所以我觉得这两年或者说是最近这一两个月非常集中的社区自治的过程,也许会给社区营造带来一些好的机遇或者土壤,因为大家在学会用一种“我是小区共同体一份子”的身份来去解决自己的需求。这个方法以前大家是不知道的,大家不知道有问题可以找邻居,也不知道团购这种形式。我之后想写一个总结文章,就叫《把团购作为方法》,我们现在团购是在解决我们最基础的需求——吃,之后有更高的需求,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团购来解决?今天,我们团长群里的一个妈妈就发了一个团教辅资料的信息。

 

伊人:有一些朋友经过这次会说,市场太好了,我今后要努力地拥抱市场,因为团购的选择实在有限,而且他在团购的过程中没有经历温情和一些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和互助,反而会有被挤压的感受。另一些人就会说,我们小区的这个橙子团真的太好了,又便宜,团长人又好,可能解封之后她还是会用这种方式去消费。

 

之琪:市场提供的是一种标准化的服务,你每次的体验都是一样的,你的预期和对于预期的回报也都是很稳定的。团购就不同,每个人接触到的团不一样,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印象和体验。但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大家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文字 | 随机波动

图片 | Greg Gir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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